Guldana Salimjan:无辜汉人之梦
《我的阿勒泰》受到国内外中文世界如此热烈的回应,本身就是汉人无辜之梦的见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生产之下,新疆被呈现为一个汉人争相前往探险和猎奇的目的地,一个可以回归原生态自然,任意与原住民异性堕入爱河的伊甸园,汉人不必担心失却自己的优越身份,因为毕竟原住民必将消逝。
PSAN按语:4月22日,在印度占领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帕哈尔加姆(Pahalgam)度假区,有武装组织成员向游客开枪,造成26人丧生和数人受伤。事发后,印度主流媒体将该袭击和10月7日的阿克萨洪水行动类比,也不乏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呼吁印度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以“以色列模式”解决问题的声音,然而暴力根源所在的七十多年的殖民占领却鲜被提及。事实上,有武装组织事后发布声明,表示袭击是对印度政府向印度人发放克什米尔定居许可、加剧对克什米尔定居殖民计划的回应。克什米尔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事发后,印度短时间内抓捕了超过一千五百名克什米尔人。自九十年代起到今天,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机构调查发现印军对克什米尔人实施了屠杀、强迫失踪、酷刑、强奸和性侵,和政治打压。莫迪政府在2019年取消喀什米尔的半自治特殊地位,转而试图把克什米尔包装成旅游胜地。帕哈尔加姆景区是该地区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今年1月,印度政府开通旅游隧道,串联克什米尔的关键旅游景点,鼓励印度人去旅游。
旅游从来不是政治中立的活动。从巴勒斯坦到克什米尔,去被占领地区休闲娱乐,形同于宣称自身的特权和对占领地的主权,是把殖民统治正常化的一环。“以色列”的国家公园,掩盖着1948年被摧毁的巴勒斯坦村庄和种族清洗的历史。印度游客消费的景区和酒吧,建构在克什米尔人日常被消失、杀害、和流离失所的土地上。而这样的旅游殖民在中国对其占领地带的统治中也并不陌生。随着去年《我的阿勒泰》的热播,不少汉人游客涌向哈萨克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的土地进行生态消费,“寻找自我”,获得精神治愈。哈萨克学者Guldana Salimjan借詹姆斯·鲍德温和塔-内希斯·科茨提到的“白人无辜”的概念,类比汉人定居者身上体现的“汉人无辜”:一种对被压迫经验、以及自身参与种族压迫的共谋的有意忽略。一方面,该剧对哈萨克生活方式浪漫化,对殖民带来的原住民文化消逝流露出惋惜惆怅,对“发展”叙事采取一种更为人文主义的批判立场,而另一方面,汉人主角却无需检视自己的特权,方便地忽略现实中汉人对非汉原住民生存空间的挤压——这两者共同指向一种定居殖民的“无可避免”,实现着汉人霸权的文化再生产。
2010年,作家李娟曾以接地气的笔触描绘阿勒泰普通哈萨克牧民的生活在中国文坛名声鹊起。阿勒泰位于新疆最北,接壤俄罗斯,蒙古以及哈萨克斯坦。在新疆大多其他地区,维吾尔人是人口最多的原住民。但在阿勒泰,哈萨克人是世居民族。在本文开头的这段引文中,李娟反思了她与哈萨克人之间巨大的语言障碍以及自己在广袤的阿勒泰草原中的渺小感。作为一个父母来自四川,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县城里长大的汉人定居者,她感到了孤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经济军事集团,常年服务中央国家政权以及系统性地组织汉人移民定居新疆。对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无权干涉,因为它的“自治”有名无实。李娟的反思只停留在自我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却从未延申至她自己的汉人身份,以及兵团和国家政策如何助力于她作为汉人的优越性。对我的民族—哈萨克人—而言,这片土地如同一个战场,在这个逐渐被汉人主导的中国社会,他们奋力坚守着本民族的语言,生活方式和传统。自1949年以来,哈萨克人被中国政府识别为“少数民族”,结果在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被不断移民定居的汉人社会淹没,延续千年的游牧文明和生活方式也不断受到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和工业扩张的挤压。
非裔美国作家中,詹姆斯·鲍德温和塔-奈希西·科茨曾用“白人的无辜”来形容美国社会中否认和遗忘种族主义存在的态度,并提到这其实是一种白人至上和种族优越性的表现。李娟的作品中也有着类似的倾向:“汉人的无辜”。中国文化和知识生产界的精英们秉持着这种“汉人无辜”的态度,全然不提中国历史中在新疆,内蒙古,西藏,和西南地区实施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这种态度甚至将中国边疆地区的汉人描述成少数群体和受害者。常见的叙事套路包括汉人定居者在边疆生活后找回了“自我”,提高了认识,发现了与自然生态和土著们和谐共处的方式,同时无视历史和现实中汉人与非汉人的紧张关系。
李娟的作品在数码时代的中国软性宣传中找到了新生。近来,国家广电部和新疆党委宣传部门共同赞助的新剧《我的阿勒泰》就以她的散文为脚本,一经推出就接连几周登上收视榜首,甚至入围凯恩斯国际电视剧节。剧集以2001年左右为时代背景,汉族女青年文秀(以李娟为原型)逃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都市硝烟,投靠在阿勒泰牧区经营小卖部的母亲。在村里,文秀结识了哈萨克男女老少,见证了他们的家庭琐事和艰辛的牧业转场生活。她邂逅了哈萨克男青年巴泰,开展了一段浪漫故事。最初,文秀对哈萨克文化的无知偏见让她成为人们的笑柄,随着剧情深入,她开始欣赏传统生活方式以及游牧社会内部互信互助的文化价值观。她看着哈萨克牧民的生活感叹道,“有些好生活也不需要很多钱”,虽然有浪漫化之嫌,但至少批判性的反思了物质富裕和生活品质之间所谓的必然联系——中国政府常以此意识形态鼓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果说,文秀代表着这一类“无辜无邪无罪”的汉人在文化他者身上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重新发现本真性和生活伦理的话,剧中的几个汉族男性角色就成了少数的国家资本主义破坏草原环境的化身。最终,文秀和巴泰在多年后再次重逢,二人情深深雨朦朦的对视,背景中,他们的汉人和哈萨克家庭欢度春节,一起看爆竹,吃饺子。
诚然,《我的阿勒泰》超越了很多中国早期的边疆“民族”电影,展现了很多哈萨克草原上的生活细节、经典音乐、哈萨克语,父权社会下女性的生活体验,甚至隐晦地批评了中国政府发展至上的意识形态。然而,当把这部剧集置于中国政府大量集中监禁和数码监控穆斯林(包括哈萨克人)以及大力提倡维汉通婚的大背景中,《我的阿勒泰》传达着一个谎言:汉人定居移民和对新疆的榨取只是一个无心之错,现在万事向前看,新疆进入了一个各民族共同发展和谐共存的时代。汉人的“无辜”就是这样建构起来,以文化生产的方式继续正常化汉人占据新疆和历史与现实。在剧中,这种“无辜“态度由两个虚构叙事支撑着:一,传统生活方式终将被现代性所消灭;二,亲密关系是汉人和非汉人社会遭遇后自然而然的结果(无论二者的权力关系有多么悬殊)。结果我们看到,汉人(例如文秀,李娟,或主流文化创作者们)痛感草原环境的恶化或是哈萨克文化的巨大变迁,却不必对其有任何负担和罪恶感,同时浪漫化汉人和非汉人的友好亲密,好像二者从来就有着对等的权力关系。
所谓的“无可避免”
巴泰的父亲苏力坦,是剧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叙事手段,因为他代表着汉人对所有中国“少数民族”通用的刻板印象:传统,固执,思维滞留在过去。苏力坦被描绘成一个孤单的、人见人怕的“传统主义者“,他有枪,充满男性风范,有威权的大家长作风,也严厉反对巴泰和文秀谈恋爱。甚至有谣言说他曾经杀过人,更渲染他的“野蛮”。苏力坦坚持走自己祖辈的转场路线,尽管那里常有狼群活动。当村支书多次要求他服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上缴猎枪时,苏力坦强烈拒绝,说自己需要猎枪来自我防卫,而且他祖祖辈辈都遵循那条古老的转场路线。当巴泰留着长发参加哥哥的葬礼,苏力坦严厉批评他的不敬。他要求巴泰继承家里的草场和牲畜,但巴泰拒绝,因为他更想成为一名赛马训练师。苏力坦的寡妇儿媳托肯想改嫁,他坚持要求她把孩子们留在本家延续大帐,尽管村里的女人们同情托肯支持她带着孩子嫁人。这时,旁观者文秀脱口而出,“但是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啊!”文秀的妈妈赶快拉她坐下闭嘴,因为她更深知自己的外人身份。
最终,苏力坦低头了,在最后一集和巴泰对话时,他无奈感叹,“我喜欢的生活一样样的消失了,鹰不能养了、猎不能打了、枪也要没收了,大家转场,也不再走仙女湾小道,都开着车走公路了。你也不想放牧,这个世界一定要发展成这样吗?我想不通。” 剧集对这一刻的苏力坦充满惋惜和同情。行将逝去的哈萨克传统和权威,被视为发展道路上无可避免的遗憾和无法追责的悬案。这种叙事暗示着一个观念:苏力坦坚守的游牧民族的道德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新自由主义和国家性别平等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
经过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1949-1976),哈萨克草原上传统的游牧转场路线逐渐变更和消失了。建立在父权制度上的哈萨克社会政治结构,也被汉族的共产队干部批判为“封建落后“而逐渐解散。改革开放(1978年)之后,来定居的汉人逐渐增多,工农业和矿业发展逐渐扩张至牧民使用的草场,缩减的草场和逐渐增多的牲畜导致了草原退化。2000年之后,国家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退牧休牧政策以“生态保护”为名,迫使哈萨克人停止使用草场来恢复草原。2009年之后,国家推行的牧民定居工程在新疆展开,更多的哈萨克人从此告别传统的游牧生活,开始定居生活。苏力坦的“固执”和“守旧”(无论是牧道,猎枪,草场,牲畜,还是家庭完整),其实都是他对国家掠夺式“发展”的一种反抗。同样的,另一部国家宣传片《远去的牧歌》也把哈萨克老人库马尔描绘成一个抵制变革的传统主义者,最终接受了定居工程政策迁入了安居房。和李娟一样,《远去的牧歌》的导演也被哈萨克的传统游牧文化和生态保护理念所震撼,感言他们的拍片动机之一就是要在游牧文化消失之前把它纪录下来。同样的,这部电影也宣扬了定居给哈萨克人带来现代文明的官方叙事。两部制作中,汉人都退隐到了故事背景中,假扮成少数者和拯救者。
极具讽刺的是,这些影片制作和发行的同时,国家权力机关正将大片草场再造成生态旅游点,拘禁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扼制他们的文化。把文化变迁定性成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个无可避免的、必然的结果,其实是掩盖了国家政权系统性地榨取资源土地、和建立汉人移民社会的现实。这个叙事延续了一种汉人在新疆是发展所必需的观念。在北美文化生产中,存在着“消逝的印第安人”的隐喻,同样的,中国的文化生产也对非汉人社会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与北美殖民者哀叹原住民社会必将在西方文明的侵蚀之下逐渐消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跨越”文化差异的亲密关系
《我的阿勒泰》中描述的汉族女性和哈萨克男性的浪漫故事,传达着一个爱情可以跨越和克服文化差异的观念。在当前新疆民众对国家权力充满恐惧,政府大力宣传维汉通婚来促进民族融合的严酷背景中,这个浪漫故事显得很不真实。通常来说,汉族男性是国家权力治理新疆的化身,而《我的阿勒泰》则倒转了这个性别配置,软化了汉人代表的国家权威对维吾尔和其他非汉族裔性暴力的现实。
有悖于《我的阿勒泰》中展现的跨越民族差异的自由恋爱,现实中新疆的跨族婚姻笼罩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地方政府常以经济利益激励或者胁迫等方式推广维汉通婚,这种以婚姻来阻挠原住民社会再生产的方式(语言与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殖民主义的微型政治运作。现今,“民族融合”已成为自治区民族工作的指导原则,政府鼓励民族混居,汉校与民校合并,和加速移民。近年来,西藏和新疆政府常鼓吹民汉通婚可以“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尤其是2017年以来,大量维吾尔和哈萨克男性被关入集中教育转化中心后,民汉通婚的政策常被强加到维吾尔和哈萨克女性身上。
国家叙事常常将中国的扩张描绘成一个自然演进的、和平的、绵绵延续的儒家文明的历史。亲密关系(包括爱情和婚姻)的政治和这个叙事紧密相连,被认为是一个文化遭遇之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在这种叙事下,公众对发生在非汉民族身上的文化挪用现象没有任何的反思和批评,因为非汉民族的文化一向被认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一小部分而已。《我的阿勒泰》剧中的男青年巴泰,是来自辽宁的演员于适扮演的。对哈萨克语为母语的我来说,听他糟糕的哈萨克语发音简直是一种折磨。剧集播出后,于适以他在剧中的射箭和马术获得了众多影迷。他在采访中谈到自己花了半年学习哈语,骑马,和当地哈萨克人一起放羊,还说他成了一个“阿勒泰的孩子”。哈萨克的形象,文化,和历史被汉人艺术家随意挪用,同时,汉文化被当成“正统的”中国文化,就像在美国,“扮演印第安人”对于建构白人至上权威和国家身份认同至关重要一样。
汉人无辜的威权
得益于这部剧集,阿勒泰的旅游收入剧增。有钱的汉人游客大批涌向喀纳斯和禾木等地寻求大自然的治愈,酒店和航班预订量增加了一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网友评论说“这部剧缓解了我精神上的疲惫”,或是“告诉我们其实生活可以慢下来”。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看到过很多哈萨克和维吾尔人的土地如何被改造为生态旅游胜地、停车场或咖啡店,也读到过有关抗议强征土地的活动人士被捕、殴打致残、被失踪,被迫流离失所的证词。那些被迫流亡海外的人们无法回国认领财产,也无法与中哈边境相隔的家人和亲人团聚。我也是,只能在海外,远远地怀念着哈萨克语—我的母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逐渐变成一个汉族人爱情故事的背景。
类似《我的阿勒泰》这样宣扬“汉人无辜”的叙事,巩固着现实生活中汉人作为主导的中国社会规则。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维纳黛特·冈萨雷斯曾在她的著作《安保天堂》中提到,“旅游业并不只是一个消费行为,令它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流动性和现代性——首先就建立在一个基于种族和社会性别不平等之上的安全系统。”同样的,在新疆,符合社会性别期待的、性化的、和种族差异上的体制和产业(不论是文化娱乐还是旅游业)都在维护着汉人的无辜,因为这种无辜,对于国家政权持续的、无条件地占有维吾尔和哈萨克人土地和资产是至关重要的。
塔-奈希西·科茨,当谈到美国内战重建期的文学作品、纪念碑和电影宣扬白人无辜的叙事时,写道“这种无辜的谎言是一场梦。历史学家编造了它,好莱坞强化了它,各种小说和冒险故事又给它镀上金边。”就像所谓的“美国梦”建立在白人无辜的基础上,中国梦也建立在汉人无辜的基础上,由历史学家编造,国家宣传部门强化,再被李娟这样的汉人移民作家所著的浪漫化的新疆文学镀金。《我的阿勒泰》受到国内外中文世界如此热烈的回应,本身就是汉人无辜之梦的见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生产之下,新疆被呈现为一个汉人争相前往探险和猎奇的目的地,一个可以回归原生态自然,任意与原住民异性堕入爱河的伊甸园,汉人不必担心失却自己的优越身份,因为毕竟原住民必将消逝。
关于作者
Guldana Salimjan 是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理事会(SSHRC)博士后研究员。她的研究重点聚焦定居殖民主义、环境正义与性别记忆。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rticle was first published in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he-dream-of-han-innoc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