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反向人权剧本”？
由沙迪·莫赫塔里提出的“反向人权剧本”概念，揭示了反帝左翼如何制造出一种易于被忽视的政治困境：它不仅将国家暴力相对化为“次要矛盾”，进而为压制性政权提供了道德上的缓冲和话语上的掩护,也在无形中压缩了当地民众的自主抗争空间, 削弱了其争取国际声援的可能性。
按语
过去几周，我们目睹并切身经历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社群内部因伊朗抗议事件而浮现的深刻分裂。许多人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既肯定民众起义的正当性，也反对美国与以色列的侵略企图及其对民众抗议的渗透。然而，这种试图承认“两者皆真”的立场，却遭到部分反美帝国主义左翼的尖锐驳斥。他们认为，强调细微差别（nuance）、亲身经历（lived experience）与人民主体性（people’s agency），最终只会为帝国的侵略行径提供开脱理由。这些左翼秉持“美帝国主义是主要矛盾”的立场，主张伊朗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支持主权伊朗及其所属的抵抗轴心，要么接受一个美以扶植的傀儡政权。根据这一逻辑：如果你支持抗议反对独裁政府，你便是与美帝国主义的议程同流合污；如果你传播并谴责伊朗政府对民众的压迫与屠杀，你便是复制西方宣传、为干预制造舆论基础；而如果你认为“两者皆真”，你不过是用前者抵消后者，以自由主义式的感性姿态为帝国服务，在政治变革中摇摆骑墙。
简而言之，撑巴阵营内部的这一分裂，其焦点并不在于是否反对美以帝国主义，而在于是否捍卫伊朗当前政权的正当性。由于持此立场的反帝左翼中不乏许多激进行动派（不谈那些高度NGO化、行动能力有限的左翼团体）和巴勒斯坦人，这导致一种局面：真正支持巴勒斯坦武装抵抗的人，除了支持抵抗轴心与伊朗政府，别无其他选择。若不接受这种非此即彼的立场，其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支持便可能被指为虚伪。
作为由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伙伴组成的华语撑巴网络，投身巴勒斯坦解放的承诺对我们而言意味着直面和检视我们自身所参与的殖民压迫体系。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不去理解威权国家自身存在且相互交织的父权体制之恶、资本之恶、内部殖民之恶，也不可能在“美帝是主要矛盾”的单一维度的论述中自洽。因此，我们理解伊朗左翼行动者所面临的困境，也没有美国左翼那种厚颜无耻的自信，胆敢向伊朗人宣称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替参与斗争的人指明“正确立场”，忽略他们所身处的矛盾。相反，我们要向反帝左翼发问：支持巴勒斯坦与支持伊朗人民的抗争是否必然对立——或者说，是什么因素使得二者之间显现为矛盾？为何会只有所谓维持现状和被右翼势力劫持这两个选项——或者说，是什么势力剥夺了本土左翼组织替代道路的可能？我们同样明白，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与所有革命斗争一样，都必须在原则与策略之间寻找平衡，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中探索前行、构建同盟。然而归根结底，我们的政治忠诚，不属于一个既镇压本国人民、又压制西亚地区其他民众起义的政权所主导的所谓“抵抗轴心”。
接下来，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访谈与文章，尝试从不同视角剖析当前反（美国）帝国主义话语中存在的若干问题：阵营主义的反帝叙述会导致什么问题？如何看待部分反帝左翼将巴勒斯坦在10月7日后的舆论反应与伊朗当前抗议运动相提并论的做法？为何说许多反殖民的历史难以被纳入以国家为中心的反帝框架？反帝斗争是否仅仅意味着军事对抗？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这些探讨能够激发对一系列在组织层面更具挑战性的问题的思考：如果不是“抵抗轴心”，我们该如何构建一种替代性的抵抗基础设施？什么样的实践网络、集体结构与动员机制，才能承载一种既具批判性又扎根于群众的持久斗争？如何避免自身的政治议题被西方国家的殖民议程所收编利用？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什么样的日常组织工作仍然可行，并能在危机与断裂的时刻转化为进步的动员力量？我们终须直面这些今日伊朗行动者们不断叩问的问题。
首先，我们希望引入一个有助于厘清立场争议的分析框架——由沙迪·莫赫塔里（Shadi Mokhtari）提出的“反向人权剧本”。这一概念揭示了反帝左翼如何制造出一种易于被忽视的政治困境：它不仅将国家暴力相对化为“次要矛盾”，进而为压制性政权提供了道德上的缓冲和话语上的掩护,也在无形中压缩了当地民众的自主抗争空间, 削弱了其争取国际声援的可能性。
在保持逻辑和案例分析完整的前提下，我们对Mokhtari论文的学术表述进行了适度通俗化和修剪，以便读者理解作者的批判视角。文章通过对伊朗讽刺节目《Parazit》、围绕17岁少女跳舞事件的解读，以及美国女性主义组织Code Pink伊朗访问的案例分析，展示了反向人权剧本如何在实践中运作，以及在现实中反帝话语、国际行动主义与当地民众抗争之间的张力：当反帝立场取代具体权力分析时，真正被剥夺的往往是群众的抗争空间与政治能动性。
原标题：The Reverse Savages, Victims, Saviours metaphor of human rights（人权的“反向野蛮人—受害者—拯救者”隐喻）
作者：Shadi Mokhtari
原文于2025年8月13日发布在《国际研究评论》，链接为：https://doi.org/10.1017/S0260210525101071
从「人权剧本」到「反向人权剧本」：一种焦虑的转向
过去十多年，随着去殖民转向兴起，越来越多人开始正视西方帝国主义留下的历史债务与现实后果，也更敏感地看到“人权”如何被包装成战争、制裁与地缘政治干预的道德外衣。许多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行动者意识到，全球南方的苦难并非只是“文化问题”或“内部失败”，而与西方国家政策、干预及全球秩序密切相关。这种认知推动了一种看似进步、却充满焦虑的转向：如果继续使用人权语言，会不会等于重复西方政府叙事？会不会在无意中为战争与制裁背书？
2001年，穆图阿提出了著名的“野蛮人—受害者—拯救者”(本文统一译为人权剧本）框架。他指出在许多西方主导的人权叙事里，非西方国家被描绘为“野蛮人”，其民众（尤其是妇女与儿童）被塑造成无力的“受害者”，而西方国家、国际机构与人权体系则被安放在“拯救者”位置。这些实体不仅提供解释与方案，更赋予介入以正当性。
于是，人们开始拒绝西方政府对人权的工具化；拒绝把非西方社会简化为“落后文化”；拒绝将他者固定为“受害者”或“野蛮人”；也拒绝传统那种高高在上的“拯救姿态”。
然而问题是在现实政治与行动主义中，人们对西方拯救主义和人权话语权力性的警惕，反而会反方向“翻转”出一套同样稳定的叙事结构：西方帝国主义与人权话语被当成“野蛮人”；自称反帝的国家及其文化被塑造成“受害者”；而反帝知识分子、后殖民学者、左翼理论乃至国家本身，则被赋予“拯救者”位置。凡是自称反帝的国家更容易被理解为受害者；针对这些国家提出的人权批评天然被怀疑为帝国主义话语；涉及人权的讨论被视为西方权力延伸，因而不再值得信任。
莫赫塔里把这种结构称为「反向人权剧本」。这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在公共舆论、学术生产与国际团结实践中反复浮现的政治逻辑。其核心在于，以反制西方帝国主义为名，淡化、回避乃至正当化那些自诩为“反帝”的压迫性国家所施加的暴力与不公。
这种逻辑时而显露为公开的敌意，时而又潜藏于更隐晦的叙事中——或通过拖延讨论、稀释焦点，或借由不断强调“地缘政治复杂性”，来悬置针对这些国家的批评。然而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其结果往往是对这些所谓反帝国家人权问题的指控被系统性地降格、质疑，甚至丧失正当性。而最终被遮蔽于视野之外的，正是生活于这些国家中的普通人，以及他们为争取尊严、自由与安全所付出的具体抗争。
莫赫塔里以围绕伊朗的言论为案例，探讨了反向剧本如何运作。
案例一：半岛电视台上的对峙
第一个例子来自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The Stream于2011年11月播出的一期节目，该期邀请坎比兹·侯赛尼与萨曼·阿尔巴比，二人是讽刺节目Parazit（意为“噪音”）的主持人。节目由美国之音资助，并向伊朗境内播出。 从2008年至2012年间，《噪音》节目通过讽刺与恶搞的手法，捕捉伊朗社会体制下的日常荒诞，其内容深入千家万户。该节目频繁揭露当局的压制手段，以及政权对反帝国主义话语和伊斯兰象征符号的工具化运用。
节目不断提及《Parazit》中一个确实存在、但相对少见的“帝国主义纠缠”片段——侯赛尼采访希拉里·克林顿，并将其与她威胁“若伊朗攻击以色列将彻底摧毁伊朗”的画面并置。两位主持人为自己辩护：侯赛尼指出，美国资助的平台是他们唯一能够向伊朗国内传递声音的渠道，同时提醒对方，半岛电视台本身也由卡塔尔政府资助。下面这段对话尤其关键：
阿尔巴比：在美国，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批评嘉宾：他们不需要。他们本来就和你们意见一致。
阿尔巴比：批评伊朗国内的人权问题有什么错吗？
批评嘉宾：你真的认为美国的主要目标是伊朗的人权吗？
阿尔巴比：我不在乎美国怎么想。我的观众是伊朗观众。
联合主持人（插话）：他的意思是说，他很乐意成为美国政府的工具……开玩笑的。
当Parazit的主持人尝试提出伊朗政府的审查与抗议压制时，讨论却往往迅速转向美国的酷刑监狱、无人机袭击、军事入侵与霸权威胁——被拉回“美国虚伪”的话语场域。这些议题固然真实存在，却在对话结构上实际承担了“取消对伊朗追问”的功能。 两个嘉宾不得不反复证明自己并非工具; 通过权利话语谴责反帝国家暴力的本地声音或海外成员，无形中被贴上“为西方服务的告密者”的标签，被视为“野蛮人”的另一种延伸。
「反向人权剧本」在此的运作逻辑，是将所有道德焦点持续锁定在“美国=野蛮人”这一单一来源上，使任何对伊朗政权的指控都必须先通过“你是否在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忠诚审查。于是，人权不再首先是一种关于压迫与抵抗的语言，而是被预先贴上“帝国主义烙印”，成为必须先自证清白才能言说的话语。
案例二：少女跳舞被捕事件的后殖民式解读
第二个例子分析了一篇发表于2021年《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的学术文章：“西方中毒”与抵抗：伊朗舞蹈的政治性 #dancingisnotacrime。
这篇论文的核心案例，围绕17岁少女玛埃代·霍贾布里（Maedeh Hojabri）展开。因在Instagram上发布未佩戴头巾的跳舞视频，她遭到逮捕，随后被安排在国家电视台上含泪“认罪”并公开道歉，继而获释；当局以内容“涉嫌犯罪”为由查封了她的账号。此事引发广泛谴责，并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场反抗运动。许多伊朗人自发上传跳舞视频，声援玛埃代，并附上标签#dancingisnotacrime（跳舞不是犯罪）。
论文作者贡切赫·塔兹米尼（Ghoncheh Tazmini）分析指出，在“政权强硬派”的叙事框架中，这位少女“不再被视为一个17岁的女孩，而是被塑造为一种历史性的象征或人造物”，她被解释为西方新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符号；她的被捕也因此被赋予了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文化抵抗”的政治意涵。塔兹米尼进一步写道：
在伊朗，跳舞并不是犯罪……政权对霍贾布里跳舞行为的反应，是其与西方之间一段复杂历史的辩证产物……我将这次逮捕与镇压解读为政权历史性怨恨的一种投射。……这名年轻人的西方式舞蹈风格与都市着装，象征着对西方霸权规范的文化臣服——而正是这些规范，伊朗革命者曾通过推翻西化的巴列维国王来加以抵抗。
文章将研究目标界定为提供“一种赋权于研究对象的反叙事”，并明确指出，这里的“研究对象”是伊朗国家本身。她甚至写道：她揭示了这名年轻女性舞蹈的颠覆潜能，“最终，‘权力’掌握在这位受折磨的年轻舞者手中，而‘抵抗’则属于那个因一名无辜青少年的社交媒体行为而感到受威胁的伊斯兰共和国这个庞然大物。”
这正是“反向人权剧本”的典型叙述策略。它并不否认女孩被捕的事实，却将分析重心从具体的压迫情境转移至“国家在帝国主义历史中的受害者处境与文化抵抗”，以“历史框架”“辩证结构”和“被他者化”等宏大叙事覆盖了当下的国家暴力现实。其结果是，受压迫者的具体遭遇被抽离为模糊的背景，而国家则被重新置于“受害者-抵抗者”的叙事中心；女孩的主体性在论述中虽被“承认”，但这种承认恰恰消解了她被捕事件本身的暴力性质，将其转化为一种对“文化自主性”的防御性反应。
案例三：Code Pink的伊朗之行
第三个例子来自美国反战组织 Code Pink 2019年的一次“公民外交”伊朗访问，其博客记录了整个行程。博客称代表团希望了解“美国施加的残酷制裁下伊朗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伊朗人因制裁和军事威胁遭受苦难的第一手叙述带回美国。访问过程中，代表团参访国家机构，与政府官员及政权忠诚派人士会面。这些会面严格遵循伊朗国家精心编排的叙事，将伊朗呈现为美国帝国主义侵害的受害者，并强调伊朗持续进行反帝抵抗。
Code Pink 的博客写道：“尽管有40年制裁，你们仍未屈从西方需求，并为此明显承受痛苦。你们是坚强而有韧性的社会。”又如“制裁并没有让国家背离政府，反而再次团结起来对抗美国。”这种写法把社会—国家的裂缝抚平，把内部压迫从中心挪走。
「反向人权剧本」在此并不需要说“伊朗没有压迫”，它只需要让所有道德愤怒与叙事能量围绕“美国制裁—伊朗受害—反帝抵抗”旋转，让其他压迫形式被默认“可理解”“可暂缓”“不可优先”。
「反向人权剧本」如何挤压政治抗争的场域
在传统剧本里，民众与国家被对立起来——国家是野蛮人，民众是受害者；而在「反向人权剧本」里，国家与民众被同一化：国家的受害身份扩展到民众，民众的痛苦被纳入国家叙事，同时反帝立场被暗示为唯一可理解的道德立场。国家通过“反帝国家受害者品牌化（anti-imperialist state victim branding）”强调民众受苦、强调遭西方不公对待，以获取合法性与国际认可。外部拥护反帝的人往往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受害身份，从而降低审查与质疑。
反向“拯救者”则以一种“进步救世主义”出现。反帝理念及其国际行动者相信自己能看穿西方权力偏向的人权话语，而其他人（包括本地声音）未必能做到，于是他们为被视作受害者的国家提供“诊断、治疗与补救”，并在某些情况下把自己置于“保护他者免受我政府伤害”的道德位置。国家也可能在国际政治领域被赋予能动性与道德地位，同时利用西方人权话语的矛盾，自称文化身份和主权的守护者，把拒绝西方人权批评包装为解放性的抵抗。于是，反帝国家既获得受害者身份，也获得拯救者身份。
「反向人权剧本」的运作逻辑，往往压缩了当地民众表达自身处境的空间，使他们因以反帝受害身份进行自我品牌化的国家中遭受的具体压迫难以被清楚指认，也削弱了其争取国际声援的可能性。
它首先削弱国家暴力与人权主张的道德分量。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流散社群的证词——关于逮捕与酷刑的叙述——都可能被解读为帝国工具化的产物，而非对道德罪行的记录。人权话语先验地被视作腐败且具有威胁性；非西方群体寻求保护的尝试在根本上就已遭到消解。在Code Pink 组织出访时，唯有美国的双重标准被视为值得谴责的罪行；而对沙特“更为严重的暴行”的支持，则被用来反驳针对伊朗的指控。同样的逻辑出现在The Stream节目中：每当Parazit主持人强调伊朗的国家暴力时，这些证言或被避而不谈，或被视作干扰“主要矛盾”的杂音。
进步救世主义将一切不公正的根源指向“西方”，这种叙事不仅掩盖了本国国家暴力对民众的压迫，也使得那些提出人权诉求的人容易被污名为外部势力的同谋。最终，它压制了民众争取解放的呼声，也扰乱了本地社会对国家暴力的公共讨论。
这种反向剧本同样倾向于文化和宗教的本质化。传统救世主义通过妖魔化文化来使压迫去政治化；进步救世主义则通过赞美或开脱文化来达到这一目的，将其与国内权力结构分离。以文化或宗教之名实施的暴力被描绘成普通或可容忍之事，尤其是与帝国主义暴力相比时。许多作品在反抗东方主义将“头巾=压迫”简单等同的过程中，强调复杂性与能动性；但在反向剧本中，头巾可能成为唯一可接受的反东方主义符号，从而遮蔽了强制背后的父权制、宗教解释和国家暴力。
最后，反向人权剧本常常将“道德复杂性”提升到一种高度，以至于遮蔽了道德清晰性。后殖民女性主义者挑战了将女性描绘为被动和受压迫的刻板印象，强调女性的能动性与力量；然而，这样的叙述有时会在复杂性中忽略正义与道德的明确性。在伊朗，一些努力试图将国家呈现为抵抗的典范，常常强调选择性成就，例如女性企业家、科学家、运动员和议员，却对制度化的性别歧视与系统性约束避而不谈。头巾的多元意义得到认可，但强制背后的压迫却未被点名。道德复杂性被抬高，道德清晰性却日益稀薄。
归根结底，「反向人权剧本」与「人权剧本」一样，都是一种规范性主张。它要求人们对人权政治中深刻的矛盾进行反思。这种批判呼吁重新构想一种解放性政治——既不为帝国主义开脱，也不宽恕那些自诩为反帝国主义国家的行为；既不将反帝国主义视为免责通行证，也不默认人权具有先天的正义性；而是回归具体的权力关系：谁在压迫谁，谁在组织反抗，谁在承担代价，谁在为自由与安全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