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伊朗的“三个身体”
关于当前起义的笔记
按语：巴勒斯坦团结行动网络密切关注此刻在伊朗发生的人民起义。这场起义始于2025年年末德黑兰商圈由里尔贬值引发的抗议，随后逐渐蔓延到伊朗全国多地中小城市，演变为包含广泛社会阶层和群体、甚至直指权力结构的起义。这场抗争足以让我们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去关心：我们和伊朗人相似的社会处境和舆论困境、我们在伊朗的同志和朋友的安危、可能引发的地缘政治重构，还有这一切为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抗争中的各种群体的反应和叙事，仿佛也预演了我们自身经历类似事态时的复杂动力：伊朗政府极力维稳、将抗议合理性限定在经济诉求内、以境外势力渗透为由镇压运动和屠杀百姓；欧美政府以人权和民主为幌子企图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尽管心知肚明其越是介入，就越让人民遭殃；海外声量最大的自由派和符合西方政治议程的“人权领袖”企图扶持亲美亲资的右翼政府；焦虑的反美左翼将抗议视作美以发动政变的议程的一部分、极力复制威权政府的外宣、甚至以处决敌人为由为屠杀辩护；人民在不同的号召间徘徊，反对独裁政府的同时却又迷茫于有限的替代选择……正是在这多重的矛盾里，抗争中的进步力量试图组织起来，为工人、女性和少数族群主导的革命视野创造更多的空间——我们认为有必要倾听ta们的声音。
本文作者用“三个身体”来形容伊朗起义如今面对的困境。第一个身体是伊朗内在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国际制裁下，国家为规避制裁而主动培育出的掠夺性结构，不断对其统治的人口发动经济战争，与国际制裁里应外合，把伊朗民众推向了绝路。第二个身体是巴列维主义——即法西斯右翼势力——在这场抗议中所取得的领导权。巴列维主义对伊朗社会进步力量的敌意、对少数民族的敌意、与美以的同盟关系，绝不可被忽视。尽管抗议人群并非同质化的巴列维支持者，但是对抗性差异尚未被中介或组织化，在当前政治场域中无法构成现实存在的力量。第三个身体是披着人道主义外衣的帝国主义干涉势力——当前的局面可以被视作一个筹划数十年的帝国主义工程的顶峰，目标并非一定要彻底推翻伊朗国家并以另一政权取而代之，而是点燃一场永久性的内战，以确保任何权威力量都无法在伊朗重新整合国家。作者在最后提醒我们，同时回应并抵抗所有这些对立力量，让抵抗看起来只留下了极度艰难而狭窄的缝隙。但在一种尚不存在任何可行左翼力量的现实条件下，这恰恰是唯一真实存在的空间。
原文：https://www.nplusonemag.com/online-only/online-only/irans-three-body-problem/#rf6-55624
作者：Iman Ganji, Bahar Noorizadeh
这正是我们当下在伊朗所面对的局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强权正在为一场攻击铺设条件，预示着轰炸、内战与巨大的毁灭。与此同时，伊朗国家已经封锁全国、切断一切通讯渠道，在杀害国内民众。政府在其国家电视台上播放受害者尸体的画面——尸体躺在德黑兰法医办公室前的街道上——并冷酷直白地宣称他们“已被杀死”。为了为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辩护，政府同时播出公共财产被焚烧的画面，并且毫不羞耻地，在以色列两年来关于“人盾”的种族灭绝式宣传之后，伊朗国家也为自己采用了同样的话语：发布官方声明，警告家庭不要让家里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参加抗议，因为“恐怖分子”会把他们当作“人盾”。
究竟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为什么这些彼此对抗、却同样以死亡为运作逻辑的力量，会内外围困伊朗？作为生活在伊朗境外的伊朗人，我们并不打算为伊朗国内的人提出任何具体的“疗法”或现成的行动方案——事实上，我们几乎已经失去了与他们沟通的渠道。但我们坚持两项不可分割的任务：一方面，直面国家暴力那令人震骇的规模，并将责任明确归于国家本身；另一方面，同样要识别出那些以所谓“人道主义”为名呼吁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帝国主义合奏。我们的目标，是在承认我们所不知道、也无法确知一切的同时，对当前局势进行具体分析。
在这一历史关头，有三种关键力量同时在起作用：第一，起义背后的阶级结构与政治经济条件；第二，帝国主义干预的现实存在；第三，在正在形成的抗议形态中，法西斯右翼所取得的政治霸权。
1.
当前的起义，根植于结构性调整所塑造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中——正是这一不稳定的环境，使反抗得以蔓延和传染。由于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伊朗尽管多次申请，却始终未被接纳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未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任何实质性关系。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朗仍然推进了一套“本土化”的新自由主义方案：这一方案在智库、大学与经济专家中被不断鼓吹，而其内容基本只是重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处方。
在伊朗中间派与改革派的主导意识形态中，经济自由被视为通往政治自由的前提。国有企业与国营工厂的私有化；对于涉及工人与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立法进行改革；每隔数年向《劳动法》中加入新条款，不断扩大临时工和外包用工的合法性；逐步取消对燃油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补贴——这些措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反复推进，只是节奏与强度有所不同。¹
原作者注：这一趋势在2005年6月之后尤为明显。当时，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针对私有化进程中遇到的障碍，就宪法第44条（涉及国家经济体制）发布了一项新的解释。这一新解释以一种重新界定伊朗经济政策的方式，降低了对基础性与战略性产业进行私有化的制度门槛。
这些政策并非从未遭遇抵抗。自90年代以来，工人、教师、护士、养老金领取者发起的大量罢工与抗议，始终围绕着私有化、劳动灵活化、临时合同，以及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商品化展开。与此同时，每一轮“休克疗法”——尤其是取消补贴、提高燃油价格、放开价格管制——几乎都会引发社会动荡，而这些动荡又一次次被血腥镇压。
在开启伊朗新自由主义化进程的总统拉夫桑贾尼的结构调整计划下，通胀率突破50%，城市剩余人口曾在马什哈德（1992年）、伊斯兰沙赫尔（1995年）等地起义，其遭遇的军事镇压——伴随着大量的处决——远比后来1999年的学生运动或2009年的绿色运动更加残酷。尽管如此，这些反抗迫使拉夫桑贾尼和随后几届政府在推进经济自由化时更加谨慎。直到艾哈迈迪内贾德时期，并伴随着制裁的到来，新自由主义改革再次被激进推进——他甚至因削减补贴、提高能源价格而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称赞。这一轨迹此后一直延续至今。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并非政策本身，而是国家反复押注“震荡”（译者注：shock，作为经济学术语，常以“休克疗法”出现）的治理方式。艾哈迈迪内贾德时期的“补贴定向改革方案”早在2008年就已提上议程，但很可能是十二座加油站被焚烧的事件，使得该方案直到2010年末才得以全面实施。当时正值“绿色革命”（Green Movement）时期，国家的判断很清楚：社会已经处于“震荡”之中，正是强行推进改革的“最佳时机”。
译注：2009年绿色革命是围绕着大选结果的抗议。当时的保守派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宣布大选获胜连任后，伊朗各大城市爆发了支持反对派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和迈赫迪·卡鲁比的抗议。
如今，在以色列发动攻击、国家进入战时紧急状态之后，这一逻辑再次上演。政府再次假定社会处于全面“震荡”之中，借以推动放开汽油价格、提高官方美元汇率，并在抗议正在发生的同时，取消了此前用于稳定食品与药品等关键商品价格的优惠汇率。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90%以上的劳动者处于临时与不稳定就业状态；一套因紧贴国家权力而得以坐实的承包商体系，主导着基础设施项目与一系列战略产业，包括石油、石化、采矿、道路建设与汽车制造。通胀、贫困与阶级分化急剧扩大。官方年度通胀率约为42%，估算显示真实通胀率已超过50%。食品价格通胀超过70%，某些基本商品的价格上涨幅度高达110%。近四成的人口已跌入贫困线以下，而最低工资甚至不足家庭基本生存线的一半。即便是传统的小商户与企业主也在走向贫困：伊朗300万小型零售商中的绝大多数——他们与其家庭合计约1000万人，占全国9000万人口的一大部分——因连锁商店、购物中心与线上平台的扩张而失去了利润空间。
西方制裁无疑加剧了这一切，但真正具有毁灭性的，并非制裁的“直接后果”，而是国家为规避制裁而主动培育出的掠夺性结构。一小撮与权力高度绑定的中间人，通过影子公司向中国买家出售石油以换取美元，却将收益转移并囤积在海外——通常在迪拜、土耳其和马来西亚的房地产中。如今，伊朗出口总额的绝大部分——约80%，即约400亿美元——掌握在与国家深度勾连的寡头集团手中，集中于石化、石油和采矿领域。官方声明称，仅过去一年，就有18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未能回流国内。
自1979年革命以来，准国家性质的军事与宗教基金会吸收了前政权的资产，形成了一个平行的经济体。² 除了四大基金会之外，伊斯兰革命卫队（Sepah-e Pasdaran）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也发展为一个强大的经济行为体，最初在两伊战争后进入重建与基础设施项目领域，随后在90年代与2000年代扩展至建筑、工程、油气、电信、银行等部门。革命卫队的经济崛起在历届政府之下不断加速，其附属企业集团——如“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获得了大量国家合同，并在关键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基金会，包括革命卫队庞大的经济网络，基本游离于政府立法与行政体系之外（包括中央银行），并直接受最高领袖办公室监督。
原作者注：这些基金会中规模最大的是“受压迫者基金会”（Bonyad-e Mostazafan），其起源可追溯至1979年2月霍梅尼大阿亚图拉向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发布的一项法令。根据该法令，受压迫者基金会被赋予没收巴列维王朝及其分支、附属机构和相关人物的所有动产与不动产的职责，名义上是为了造福工人与穷人。
随后成立的是“伊玛目霍梅尼指令执行总部”（Setad-e Ejraei-e Farman-e Emam），该机构于1989年霍梅尼去世前约一个月通过法令设立，获得对所有无主和身份不明财产的管辖权，包括无人继承的遗产、无继承人的地产——这些财产主要由前政权附属人员的剩余资产构成，在某些情况下也包括宗教少数群体，尤其是巴哈伊教徒的资产——以及通过什一税（khums）义务、宗教债务清偿、宪法第49条的执行或其他相关法律而被置于最高领袖控制之下的财产。
在艾哈迈迪内贾德时期制裁加剧之后，这些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寄生关系发生了逆转：如今，反而是政府寄生于这些基金会。根据经济学家迈赫尔达德·瓦哈比的估算，它们合计已控制了伊朗GDP的55%以上。这些本已掌握国家最大财富份额的集团，通过不透明的拍卖以及与历届政府的勾结，进一步巩固并扩大了其控制力。
这便是理解当代伊朗贫困化与阶级分化加剧的框架。然而，赤贫并不会自动导致起义；“制裁”本身也不足以将人们推向街头。真正起作用的是被反复设计和系统施加的经济震荡治理——社会热力学的第一定律——由那些明白紧缩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只能被管理、而无法被避免的政策制定者所施加。
这些政策也重塑了国家本身。伊朗国家并未缩小，而是变异为一种“威权紧缩”的装置：在财政上冷酷理性，在身体上高度暴力，在货币与金融领域欢迎干预，却在普遍福利与再分配方面不断撤退。³ 社会正义因此被简化为一种行政性的技术问题——谁被纳入、谁被排除；而社会本身不再作为政治主体出现，而是作为一种风险，通过“透明性”、劝导与警务来加以管理。现任经济部长阿里·马达尼-扎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毕业生、芝加哥学派新自由主义的最新继承人——所推动的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阶级工程，其目标是在危机中再生产国家及其主导阶级派系，即便这会在战时条件下进一步破坏社会再生产。
原作者注：例如，根据其自身的劳动法，佩泽什基安政府本应按照通胀比例提高工资；然而最初提出的方案仅为可怜的20%涨幅。抗议爆发之后，议会才将其提高至仍然严重不足的30%，用于下一年度——而与此同时，针对大量在职与退休工人的福利与补助削减政策依然未作任何调整。
这正是所谓“自杀型国家”的逻辑：当外部战争与内部危机同时逼近，国家宁愿对自身人口发动经济战争，也拒绝以福利换取社会和平。它并非误判，而是在一个以自我存续为唯一理性的结构中行事——即便代价是在其统治的人口中不断制造死亡。人民会反抗——反复地、间歇地、以不同强度——而此前抵抗浪潮被镇压所截断，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再次出现。
2.
毫无疑问，当前的起义在象征层面上被（新）巴列维主义的法西斯右翼所主导。⁴ 自2022年“吉娜起义”（“女性、生命、自由”运动）以来，反对派内部的话语斗争不断展开，彼此对立的各个派别都试图将自身的政治项目塑造成真正代表伊朗抵抗的力量。然而，至少在目前，这场阵地战似乎已被巴列维派赢得。
礼萨·巴列维——1979年革命中被推翻、广受憎恶的沙阿之子，长期流亡海外——如今已成为这场起义的旗帜性人物。与此同时，其他来自共和派和民族主义阵营的反对力量，纷纷争相搭乘他的政治顺风车。这并非出于真正的政治认同，而是基于一种计算：他的领导权地位（hegemony）被视为一个“机会”，并且他们承诺在现政权垮台之后再与其清算。然而，正如1979年革命所教给我们的那样，这种政治上的即时性（immediacy）总会被所让位出去的领导权最终收割。⁵
*原作者注：一些评论者可能会反对说，当前的抗议与伊朗社会本身一样，在社会与政治层面上是异质的——他们诉诸于对社会环境多样性的抽象指称，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当然存在多样性；如果不是针对一种多样性的统治，领导权（hegemony）这一概念本身就毫无意义。像（新）巴列维主义这样的政治力量，正是在它支配不同力量、并在社会场域中按等级结构高踞其上时，才获得领导权（hegemony）。
*原作者注：本文所使用的“组织—中介”（organization and mediation）这一概念组合，并非反对群众的自发性本身；它所反对的是“即时性”：即一系列将当前起义必然视为革命性的立场。关键在于，即时性并不建立在“有组织/无组织”的区分之上；相反，它的论断基于这样一种主张：已经存在一种具体的、现实存在的革命潮流——一种被假定为足够显著或足够广泛、从而构成决定起义结局的真实因素的潮流。通过强调中介/组织，我们旨在质疑的正是这一被断言的社会事实——即这样一种革命性的现实性已经存在，并正在塑造起义的未来轨迹。至于未经中介的潜能，我们并不否认其存在；我们所质疑的，是它们在这一历史关头中的现实性。
当前抗议中规模最大的街头集会，出现在1月8日晚响应巴列维号召的大游行中；在他的建议下，许多人佩戴口罩、身穿黑衣。黑衣或许在夜间示威中具有实用性，但其作为法西斯运动（黑衫军）着装规范的历史讽刺，并未被我们忽视。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巴列维主义法西斯对“吉娜起义”及其核心口号“女性、生命、自由”的敌意；对伊朗国内少数民族群体的敌意；对性别与性少数的敌意；以及对阿富汗移民与难民的敌意。巴列维同样与加沙的种族灭绝、与以色列、特朗普主义、新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保持一致。
领导权的胜利是在象征秩序中争夺并赢得的；而在这一领域中，围绕礼萨·巴列维凝聚的反动右翼已然取胜。巴列维派如今将这些人群宣称为其合法性的来源，视其为一个无形、无差别的“人民”的化身——一个渴望臣服于“唯一者”（君主、沙阿）之下的整体。当然，这样的无形人民并不存在。这个看似同质的整体实际上充满了对立、裂缝与矛盾。但这些“真实”的对抗性差异尚未被中介或组织化；它们尚未在政治场域中构成现实存在的力量，除了库尔德斯坦（罗杰拉特，Rojhelat）、俾路支斯坦与阿瓦士（Ahwaz，译注：位于胡齐斯坦省，有大量阿拉伯人口）等地区，在那里，少数民族群体已建立起自身的力量——无论其意识形态或政治模式为何，皆拒绝巴列维主义。
通过总部设在美国的“伊朗民主国家联盟”（National Union for Democracy in Iran），巴列维派已提出其“夺权后”方案（“day after” program），在一本名为《紧急状态行动手册》的小册子中，主张建立一个由巴列维领导的国家，其行政、司法与立法委员会均由巴列维本人指定。该文本在过渡期内并未放弃死刑，甚至未将此作为对其他反对派（尤其是左翼）象征性的让步，而这些群体有理由担忧在新专制体制下再次发生屠杀。⁶ 他们的斗争指南《贾维丹卫队》（Guard-e-Javidan，意为“不朽卫队”）——该名称取自前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私人卫队与已解散帝国军的精锐战斗部队——实质上是在向西方民主国家中新纳粹的组织理论与种族战争理论致敬，这些理论强调去中心化结构与“小单元”行动，其代表人物包括路易斯·比姆（Louis Beam）、汤姆·梅兹格（Tom Metzger），以及“白人雅利安抵抗”（White Aryan Resistance）等组织。此外，巴列维派基层不仅拒绝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反而积极为屠杀欢呼，拥抱以色列关于“哈马斯恐怖分子”的叙事，并沿用锡安主义主义的话语，将伊斯兰共和国称为“蛇之头颅”，即“罪魁祸首”。在要求恢复君主制的过程中，巴列维派将特朗普奉为他们的象征性领袖，亲昵地称其为“President-e Ghalbha”（“民心总统”）。
原作者注：该文件废除了伊斯兰共和国关于资本刑罚的法律架构，明确指出死刑与石刑应被废止。然而，在“过渡正义”部分，对处决问题却保持了引人注目的沉默：文本提及“公开审判”和“惩罚”，但并未承诺不执行死刑，也未阐明一种修复式正义的框架。这种模糊性并非偶然。它为将惩罚性展示作为合法性形式保留了象征上的可能性，同时又避免疏远那些幻想革命清洗的右翼选民。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文件在法律层面废除了死刑，却保留了“例外状态”的政治想象——这种暧昧性与一个试图在反动旗帜下霸权化反对派力量、同时又拒绝向左翼关于监禁体系或国家暴力的批评让步的运动是高度一致的。
3.
数月以来，伊朗事实上处于一种悬置的战争状态。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的核设施、军事与导弹基地发动协同打击，伊朗则以弹道导弹与无人机予以回应。6月22日，美国随后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据称目标包括纳坦兹（natanz，译注：伊斯法罕省的一个镇，在此地设有核设施）、福尔多（Fordow，译注：圣城库姆附近的一座村庄，拥有地下铀浓缩设施）与伊斯法罕。英国、法国与德国也向锡安主义国家提供直接军事援助。换言之，以色列在伊朗发动的并非一场孤立行动，而是一场由统一的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对另一国家发动的战争，其公开目标是政权更迭。
然而，与此前在伊拉克或阿富汗的冒险不同，此次追求的政权更迭模式更接近北约2011年在利比亚的做法：目标并非一定要彻底推翻伊朗国家并以另一政权取而代之，而是点燃一场永久性的内战，以确保任何权威力量都无法在伊朗重新整合国家。⁷
原作者注：此外，从叙利亚与委内瑞拉的先例来看——并结合特朗普及其亲信近期关于巴列维的言论——显然并不存在一个要将他扶植为德黑兰傀儡政权首脑的真实共识。如果当前的起义持续下去，不排除革命卫队中的某一派系会试图通过发动自身的政变来先发制人，开启一种不同形式的波拿巴主义，同时寻求与美国和以色列达成某种安排。毕竟，如上所述，伊斯兰共和国的治理体系本身，已经是一种本土化的、当代美式新自由主义变体。
在6月袭击发生六个月后、抗议爆发仅数日之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警告伊朗政府不要对示威者使用暴力。他宣称美国已经“子弹上膛、严阵以待”，准备“拯救”抗议者免受伊朗国家暴力。与此同时，其他国家情报机构与政府官员也毫不掩饰地释放出对反政权动荡的支持信号。多名以色列官员发布视频声援伊朗示威者，而前美国国务卿兼中情局局长迈克·蓬佩奥（Michael Richard）则发推称：“新年快乐，致每一位走上街头的伊朗人。也致每一位与他们并肩而行的摩萨德特工。”
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一个筹划数十年的帝国主义工程的顶峰（Culmination）。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inyamin Netanyahu）在为其在加沙的种族灭绝及对周边国家（包括伊朗、也门、黎巴嫩、叙利亚和卡塔尔）的持续侵略辩护时，反复动用自由、人权、民主与安全的修辞——这些词语被彻底帝国主义化，饱和地承载着“现代”“西方”“文明”的自我想象。
在1979年革命之前，伊朗在西方媒体中被描绘为停滞、落后、前现代的社会，而亲美的巴列维沙阿则被塑造成现代化的推动者。他的专制统治与系统性镇压被选择性忽略，并被一种意识形态虚构所正当化：他是抵御反动伊斯兰力量的唯一堡垒，并正在推动一个顽固的民族迈向现代性。这是一种典型的殖民自我赦免叙事——殖民者，无论直接还是间接，被描绘为文明的使者，被迫“提升”原始而顽固的被殖民者。这一逻辑至今仍在延续，例如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被奉为现代化的远见者，尽管——或正因为——他的残酷无情。
这一西方虚构的叙事在1979年革命之后发生了反转。伊朗突然被重新塑造成一个高贵而古老的文明，却被一个神权政体的返祖野蛮所压迫。数十年来，伊朗国家被描绘为一群中世纪的反动‘毛拉’（mullahs），一个与西方价值及其治理模式完全对立的实体。然而，当西方真正面对这个所谓“前现代”的敌人时，它所使用的武器却是贸易制裁、金融封锁和资本流动管控——这些惩罚手段本身，正是以伊朗深度嵌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为前提的。
译者注：毛拉（mullah）在西方政治话语中常被作为一种带有贬损意味的东方主义标签，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该词在西方媒体与政策话语中常被用来将伊朗国家简化为“前现代”“中世纪”“非理性”的神权统治形象，用以构建其与“西方价值”之间的文明对立。
因此，在帝国主义修辞中，伊斯兰共和国同时被呈现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异类”和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内在矛盾被“文明冲突”的神话巧妙地遮蔽了。
2024年10月，当马克龙等欧洲领导人一度对继续向以色列输送武器显得犹豫时，内塔尼亚胡猛烈抨击道：“当以色列在对抗由伊朗领导的野蛮势力时，所有文明国家都应站在我们一边。”在随后（2025年6月）对伊朗发动战争时，他更是将其描绘为“文明对野蛮”“善对恶”的对决，甚至威胁说：“今天是特拉维夫，明天就是纽约。”这种简化的道德主义再次披上人道主义外衣：“我们没有轰炸平民，”内塔尼亚胡坚持说，尽管相反的证据压倒性存在。他宣称，以色列行动的目标是“为伊朗人民带来自由”。
早在1996年，爱德华·萨义德就在《反“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运动》一文中识破了这种话语结构。在反思哈马斯自杀式袭击的后果时，他指出，以色列与美国那种道貌岸然的反恐合唱，与其对“和平进程”的自我陶醉一样令人作呕。萨义德同样洞穿了围绕伊朗逐渐形成的话语，并识别出其更深层的结构：“以色列与美国，刻意运用大众媒体、心理战与政治压力的武器，已经……主导了一场针对伊斯兰（以伊朗为其主要代理）的运动，将其塑造成恐怖与‘原教旨主义’的源头。”萨义德清楚地看到，一种新的冷战逻辑正在形成：在这一逻辑中，冷战逻辑被移植到新的意识形态地形之上，如今“定居在‘伊斯兰’这一被制造出来的对手身上”。
值得强调的是，巴列维主义并非唯一与帝国主义干预主义结盟的伊朗力量。在2025年6月中旬以色列发动打击期间，多个反对派流派公开欢迎这一袭击，或将其描绘为政权更迭的必要前奏，甚至是抗议的催化剂。这种干预主义话语尤其在伊朗侨民中流通。从自由共和主义者、人权律师，到人民圣战者组织（MEK），再到知名文化人物，一个跨越意识形态边界的“亲干预共识”早已在君主派之外形成。本月早些时候，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人权律师希林·埃巴迪（Shirin Ebadi）在内的七位著名侨民人物呼吁美国总统出手干预，警告称：“每一分钟的拖延都会扩大针对伊朗手无寸铁人民的罪行规模。”
4.
今日的伊朗站在皮诺切特式“自由化智利”与北约式“解放”的利比亚两种模式之间，卷入了一种近乎政治三体问题的纠缠之中。在如此阴郁的局势下，左翼应当将自身定位于何处？
当前的抗议提醒我们，起义的阶级构成并不等同于其政治方向。阶级斗争确实是历史的动力，但它始终需要通过组织得到中介：如何将不同的斗争集体连接起来，并将其转化为政治领导权。多数抗议者属于伊朗剩余人口的一个或多个阶层——青年、体力劳动者、失业者、城市贫民、棚户区居民——但这一事实本身，遗憾地说，并不能使起义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起义。反过来，一场斗争的政治领导，也不能被简单还原为其阶级基础。法西斯右翼完全可能像激进左翼一样，在真实的阶级矛盾中取得象征性主导地位，而这正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领导权的取得并非“自然涌现”，而是一种在象征秩序中被反复生产的结果。
还有帝国主义这一维度。帝国主义威胁从未缺席西亚、北非以及全球南方被贫困化或边缘化人口的斗争。帝国主义力量不能被允许过度决定这些斗争的政治领导权或阶级性质；但同样，也不能被当作一种修辞工具，用来否定或抹黑这些斗争——正如一些左翼观察者在分析伊朗局势时过于仓促地所做的那样。
现实是，在当下的伊朗，上述任何一种决定性力量，都不足以授权左翼采取一种直接的、即时的、肯定性的实践立场。更何况，即便这样的立场在理论上存在，伊朗国内目前也并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左翼力量能够真正承担这一角色。任何试图以“当下行动”为名绕过这一现实的做法，任何将“行动本身”神圣化、试图跳过组织条件的冲动，最终都只会为前述某一种政治方案服务。
当然，一种理论立场是可能的：当前依赖杀戮机器来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威权紧缩、并采用“人盾”话语的国家装置必须消失；法西斯右翼必须被击败；帝国主义集团必须放开对伊朗主权的干预。但在实践中，这只能意味着一种以阻止屠杀为目标的否定式介入——否定性的介入——其目标不在于提出替代方案，而在于阻止屠杀。这种干预在现实中将采取何种形式，我们尚不清楚。我们所能期望的，只是一场足以瓦解当前合围伊朗的死亡崇拜力量的大规模社会起义。
若我们可以斗胆提出一些建议，谨献给伊朗之外的左翼同志。对于身处帝国中心，同时（理所当然地）将巴勒斯坦斗争视为反帝政治主要视阈的同志：我们理解，你们对伊朗的分析必然经由地缘政治中介。但请不要试图为伊朗国内人口推导出一种在实践中等同于支持伊朗国家的政治纲领。
反过来说，如果伊朗本身是你们政治关注的中心，或者你们是身处海外的伊朗左翼，请不要如此仓促地将帝国主义在当前历史关头中的决定性作用排除在分析之外，也不要低估、甚至否认巴列维主义在现有反对派中已经形成的真实而反动的领导权。你们不会接受一个由帝国主义军事干预“解放”的利比亚；同样，也不应将这一情景在伊朗加以正常化。
最后，作为自我批评，我们今日所处的这个不可能破解的政治僵局，源于一种双重的放弃。一方面，西方左翼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抛弃了伊朗的工人阶级与少数民族群体；另一方面，伊朗左翼自身也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严肃对待美国帝国主义那套绵延展开的政治编舞——它通过软性与硬性两种武器，文化与炸弹，持续吞噬整个中东地区。
这两种失败——国际左翼与伊朗左翼的失败——都清晰地体现在巴列维主义的崛起之中：一个成功动员被贫困化群众的民粹法西斯阵线，它有效地利用了锡安主义情绪与亲美情绪作为自身资源。
同时回应并抵抗所有这些对立力量——既反对巴列维主义右翼和国家的反革命威权计划，又拒绝帝国主义的“解决方案”——几乎只为任何有意义的替代道路留下了一条艰难而狭窄的空间。但在一种尚不存在任何可行左翼力量的现实条件下，这恰恰是唯一真实存在的空间。正如列宁所说：“人永远不可能足够激进——也就是说，人必须始终努力像现实本身那样激进。”